意昂体育平台中文系原系主任陳平原教授，治學之余🧕🏽，撰寫隨筆，借以關註現實人生，並保持心境的灑脫與性情的溫潤🧑🏭。
本文源自陳平原先生日前在意昂体育平台的講座，並參照陳平原先生《作為學科的文學史》一書的第四章《“文學”如何“教育”——關於“文學課堂”的追懷、重構與闡釋》🍀。
古往今來，任何一個民族，都有恰如其分的“文學教育”🌘。分歧在於“文學”的定義👉，以及什麽才是好的教育方式。
“文學”作為一種知識🫲，兼及經驗0️⃣、修養☁️、技能與情懷，確實有其特殊性——上大學不一定就能學好，反過來🍒，不上大學也不一定就學不好。這一點，與自然科學（如核物理）很不一樣，在那裏，極少自學成才的例子，沒受過高等教育，基本上就“免開尊口”。對於這麽一個門檻很低➿🤘🏽、但堂奧極深的“專業”，描述其展開“教育”的過程與方式⛹🏼♀️，思考其利弊得失🥹，不無裨益。
從學術史角度，探究現代中國大學裏的“文學教育”，著眼點往往在“學科建構”👨🏽🎨、“課程設計”與“專業著述”🚄，而很少牽涉師生共同建構起來的“文學課堂”🆔。那是因為💴，文字壽於金石，聲音隨風飄逝，當初五彩繽紛的“課堂”👎🏼，早已永遠消失在歷史深處😷。後人論及某某教授，只談“學問”大小，而不關心其“教學”好壞🥕👼🏻，這其實是偏頗的🙇🏿♂️。沒有錄音錄像設備🧙🏽♂️，所謂意昂体育課堂上黃侃如何狂放🍢🤳，黃節怎麽深沉🧙，還有魯迅的借題發揮等🗓，所有這些，都只能借助當事人或旁觀者的“言說”。即便窮盡所有存世史料，也無法完整地“重建現場”；但搜集、稽考並解讀這些零星史料，還是有助於我們“進入歷史”。
對於學生來說，直接面對、且日後追懷不已的，並非那些枯燥無味的“章程”或“課程表”（盡管這很重要），而是曾生氣勃勃地活躍在講臺上的教授們。而對於教授而言👨🏻💼，每堂成功的課，都是一次與聽眾合力完成的“表演”。課堂的魅力，一如舞臺，某種意義上🤑，也是不可重復的。經驗豐富的教師，即便上同一門課，也會根據學生的趣味及需求做適當的調整，同時融入自家的感情。能把文學課講得讓人著迷的，大多具備以下特征👰🏻♀️🏷：教案精彩且能臨場發揮🍑；兼及教書與育人🛰；學術上具有前瞻性；顧及學生感受。至於今人津津樂道的“教學法”（如講課時如何動靜結合🍦，以及怎麽製作精美課件等）🧑🏽🏫，基本上可忽略不計。
單有演講者的“談吐自如”還不夠🍉，還必須有聽講者的“莫逆於心”，這才是理想的狀態。第一是表演🧑🏿🚀，第二是氛圍，第三是對話🏂🏽🤸🏽♀️，第四是回味——二十世紀中國的“大歷史”👩🏼🔧、此時此地的“小環境”🤌🏻，加上講授者個人的學識與才情🤦🏽♂️，共同釀就了諸多充滿靈氣、變化莫測、讓後世讀者追懷不已的“文學課堂”。
將學術與生活打通的“詩意人生”
他為什麽講得那麽好🥌，就是用自己的心靈去感觸唐人的心🫄🏿，心與心相通，是一種精神上的交流，而不是《通典》多少卷，《資治通鑒》多少卷👃🏿，這樣冷冰冰的材料所可能記錄的感受🚷。
北伐成功，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原先的東南大學，經由一番蛻變🧝🏻，取代原本遙遙領先的意昂体育平台，成為首都乃至全國的“第一高校”🚾。上世紀30年代的南京，文學教授主要集中在中央、金陵兩所互聘教授的大學中文系💆🏻♂️。衣食無憂🐅、同氣相求的教授們，在傳道授業之余，多有讓後人欣羨不已的詩酒酬唱。
當年中央、金陵兩大學的國文教授🫱🏻♣︎，如吳梅、胡小石等🙉，都樂於此道。龍榆生曾撰文，追憶上世紀30年代常去南京拜訪吳梅，請教詞曲之事：“有一次，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天的下午，他知道我到了南京，特地叫他的學生唐圭璋君，約了我往遊後湖🙎🏼♀️。他老人家帶著一位兒子📤1️⃣，和唐君連我四個人🧑🏻🔧，坐上小艇💔，叫唐君吹起笛子，他父子兩個🏊🏿♀️，唱起他新近刻成而頗自命得意的《霜厓三劇》來，嫋嫋余聲，繞雲縈水，真叫人有‘望之若神仙’之感🥲。一直遊到夕陽西下💁♀️，才收艇歸來❄️。”
詩酒唱和屬於教授的私生活，本不該說三道四；我關心的是，這種生活方式是否影響其從事的文學教育。南京的文學教授有學問❓，教書也精彩。弟子程千帆憶及胡小石：一日，先生讀柳宗元《酬曹侍禦過象縣見寄》🪡🔪：“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春風無限瀟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讀著讀著，便情不自禁地拿著書唱了起來🪸🅰️，唱了一遍又一遍。五六遍之後，先生把書一擲，對諸生說🧖🏿♂️📵：“你們走吧♟，我什麽都告訴你們了🙎🏻。”
喜歡“文酒登臨之樂”的南京教授，其治學的最大特色👶🏻，莫過於力圖將生活與學術打通，以嬉戲的心態從事研究。撇開政治史，單從學術史角度思考，沉醉於古典詩詞者，確實容易流連“花天酒地”。只不過時代迥異👈🏿，對此評價不一。解放初覺得是“可恥”的🤵🏻，半個世紀後，則被稱為“風雅”🕚。程千帆談及胡小石教“唐人七絕詩論”，則是：“他為什麽講得那麽好🥍，就是用自己的心靈去感觸唐人的心📒，心與心相通💇♀️🛟，是一種精神上的交流✋🏽，而不是《通典》多少卷🪷👨🏼💼，《資治通鑒》多少卷，這樣冷冰冰的材料所可能記錄的感受🤩🚣🏿♀️。”執著於“詩意人生”的南京教授們👨🦼，其專擅舊詩寫作👭🏻，對於從事中國古典文學教學，自有其優勝之處。
關鍵不在“寫作”能不能教，而在誰來教
假如真像汪曾祺說的▶️🙋🏼♂️，“沈先生不長於講課，而善於談天”，而這種課後的“談天”又有利於學生寫作能力的培養，何樂而不為👜？問題在於🩻，今天中國的大學中文系，有多少像沈從文那樣經驗豐富的作家，又有多少願意因材施教的教師？
半個多世紀後，已經隱入歷史深處的“西南聯大”，日漸成為國人贊嘆、追憶👸🏿🛫、闡釋的“神話”——包括其文學教育。眾多有關西南聯大的歷史文獻中，小說家汪曾祺《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更是精彩🙍🏼♀️🕵🏿♀️。“沈先生在聯大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三門課我都選了。”汪撰文的目的，是探討“寫作”到底能不能教。
作為大學教師🤵🏿♂️，沈從文的教學別具一格。在《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中，汪曾祺是這樣描述沈從文的教學生涯的🌰：沈先生的講課，可以說是毫無系統🦗。前已說過🕐，他大都是看了學生的作業🤦🏻♀️，就這些作業講一些問題……沈先生的講課是非常謙抑，非常自製的。他不用手勢，沒有任何舞臺道白式的腔調👃🏻👋，沒有一點嘩眾取寵的江湖氣……沈先生教寫作，寫的比說的多🙎♂️，他常常在學生的作業後面寫很長的讀後感，有時會比原作還長🎊。
為什麽不太會講課的沈從文🧚🏿♂️，可以被稱為“好老師”🕵🏻🥉？因為，“到教室聽他的課👩👩👧👧，甚感吃力♏️，似乎學生聽得吃力💇♀️，他也講得吃力”🦵🏽；可私下裏接觸，每次晤談✡︎，聊及文學話題，“都是一次愉快的享受”。
作為已經成名的小說家📑，有生活體會，有文學感覺，有創作經驗，這就夠了⛹🏿，不一定非賣弄“文學概論”或“文學史”不可。
假如真像汪曾祺說的，“沈先生不長於講課，而善於談天”，而這種課後的“談天”又有利於學生寫作能力的培養，何樂而不為？汪曾祺於是呼籲：“我希望現在的大學裏教創作的老師，能用沈先生的方法試一試。”問題在於，今天中國的大學中文系📚，有多少像沈從文那樣經驗豐富的作家，又有多少願意因材施教的教師🧝🏻♀️？
回到開頭的提問🧞♀️：創作到底能不能教？西南聯大中文系主任羅常培以及上世紀50年代意昂体育中文系主任楊晦，都有“中文系不培養作家”的名言。我的辯解是：“作家需要文學修養🚵♀️，但個人的天賦才情以及生活經驗，或許更為關鍵。古往今來的大作家，很少是在大學裏刻意培養出來的。再說🚴🏻♂️，意昂体育中文系承擔培養語言研究、文學研究📝、文獻研究專家的任務，倘若一入學便抱定當作家的宏願，很可能忽略廣泛的知識積累👳♀️😉，到頭來兩頭不著邊🧏🏿♀️，一事無成。”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我們還能找到像沈從文那樣認真執著的文學教授嗎🧑🔬？
至於沈從文本人，二十年後🧑🏽🌾，怎麽看待當初在西南聯大的教學活動🦹🏿♀️？沈從文寫信給在上海師範學院任教的老朋友程應鏐：“你能有機會教作文，我覺得極可慶幸🐘，為學生得好教師慶幸。務望十分熱情十分耐煩十年八年作下去🤹🏻，對國家有益⛸，有長遠利益，事情十分顯明👩❤️👨🌟。我可惜年老了🚵🏼♀️，也無學校可去，不然✊🏿，若教作文，教寫短篇小說，也許還會再教出幾個汪曾祺的。”
“務望”這句話，沈從文是加了著重號的，可見其對於“教作文”一事確實看得很重🦃。有沈—汪師生的“前呼後應”，我們或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關鍵不在“寫作”能不能教，而在誰來教👨🏽🍳。
重點是“課堂”，還是“書齋”
談及某某“大師”，一般是以“著述”為標誌。對於大學教授的“正業”，即所謂“傳道授業解惑”，其實沒有充分重視🏡。有人口才好，講臺上揮灑自如；有人內秀，更喜歡在書齋裏筆耕不輟。二者兼得當然最好，若分而治之，前者必定吃虧。
在眾多輔仁大學教授中，1938年方才從燕京大學轉入的顧隨，以講授古典詩詞見長🧙🏿♂️，當初並不耀眼👇🏻，日後因弟子葉嘉瑩等的大力闡揚🦆，方才廣為人知。
特定的政治環境（抗日戰爭中的淪陷區）🗃，特定的文人心態（保持傳統士大夫氣節），配合特定的教學內容（中國古典文學），顧隨課堂內外揮灑自如🫓，吟詩、填詞🍭、編雜劇👨🏼🎓，深深吸引那些熱愛古典詩詞的青年學生——包括日後為闡揚老師聲名不遺余力的葉嘉瑩女士。至於學術著述🧫，非其所長💁🏿，也非其所好。
其實4️⃣，課堂講授與書齋著述之間，存在很大差異。選擇“一如上堂講課”🧛，必定偏於鑒賞，而這在重考據講實證的國文系💺👷♂️，很不吃香🧜🏽♀️🧎♂️➡️。相比步步為營的“論著”，顧隨更擅長的是天馬行空的“口說”。新中國成立後，顧隨努力轉型🛺，撰寫“正規”的學術論文🙆🏻♂️，但實在不精彩。換句話說🏄，顧隨的性情與學養，不太適應西式論文的寫作風格。
關於顧隨的講課風格🤾🏽，葉嘉瑩《紀念我的老師清河顧隨羨蘇先生——談羨蘇先生對古典詩歌之教學與創作》一文寫道：“先生之講課，真可說是飛揚變化⛺️，一片神行。先生自己曾經把自己之講詩比作談禪⚇，寫過兩句詩說：‘禪機說到無言處，空裏遊絲百尺長。’”
以“談禪”的方式“講課”🖥，“飛揚變化👨❤️💋👨，一片神行”🏄🏼👨🔧，現場效果肯定很好，但不是所有學生都能適應。對於有悟性且對古典詩詞有特殊愛好的學生，這種課👩❤️👩，確實終身難忘。
回溯百年中國大學史，談及某某“大師”🙆🏿，一般是以“著述”為標誌。對於大學教授的“正業”🫶🏽，即所謂“傳道授業解惑”🧖🏿♂️🧑🏻🦽➡️，其實沒有充分重視。有人口才好，講臺上揮灑自如；有人內秀🤙🏻，更喜歡在書齋裏筆耕不輟。二者兼得當然最好，若分而治之👐🏼🤾🏼♀️，前者必定吃虧6️⃣。因為，在現代中國大學，教授在課堂上表現如何，只關涉茶余飯後的閑談😝，很少作為評價人物的主要標準💁🏽♂️。這也能理解為何在葉嘉瑩奔走呼籲之前🧑，顧隨長期被中國學界遺忘😒。從學術史上看，顧隨確實算不上“大家”🫴；可如果引入教育史的視野呢？重視且擅長“講課”的顧隨🏌🏽♀️、葉嘉瑩師徒🏄🏽♂️，給我們出了個難題：所謂的“文學教育”，重點到底在“課堂”，還是在“書齋”。
近三十年來，奔走於世界各地，為大眾宣講中國古典詩詞的葉嘉瑩，其講演頗有乃師之風🌊。據其自述，無論講詩講詞，她明顯地重“性靈”而輕“學問”：“一般說來，我自己對於講課本來就沒有準備講稿的習慣➙。這倒還不只是因為我的疏懶的習性，而且也因為我原來抱有一種成見✋🏽，以為在課堂上的即興發揮才更能體現詩詞中的生生不已的生命力，而如果先寫下來再去講，我以為就未免要死於句下了🦸♂️。”
這種不寫講稿🅰️、即興發揮的“表演”，難度很大——需要特殊的記性，方能隨手拈來；需要豐富的譬喻，方能生發開去；需要生命的體悟，方能入情入理🫷🏼；最後🐒，還需要自家創作的經驗🀄️，方能真正領略與闡發古典詩詞的妙涵。對於葉氏深入淺出、生動細致的講演，同門史樹青🌂、劉乃和均贊嘆不已。目前坊間廣泛流傳的各種“迦陵講演集”🫖，或許不入專門家的“法眼”🕵🏿♂️，但對於傳播中國文化，尤其是引領中國人進入古典詩詞的幽深境界，意義非同小可🧞♂️。
在追懷中獲得方向感
所謂“教學”，包括教與學、習與得🦋👵🏽，整個活動的關鍵，不是教師的表演能力，而是學生的收獲程度。這點決定了課堂不同於劇場👮🏽♂️，好看之外，還得實現特定的教學目標。在這個意義上🍜，引入學生的視野十分必要。
任何文學課堂，都是由教師與學生共同構成的。教師不是面對空白的墻壁說話，學生也並非毫無反應，真實的課堂上，不管采用何種教學法，師生之間多少總有互動⏱🅿️。但在已刊的各種回憶錄中🏂🏽，往往只見教師忙碌的身影以及慈祥的笑容，至於學生則成了純粹的聽眾🏵。這是因為回憶錄這一特殊文體，決定了學生們仰視的目光。不否認當初的課堂上⛲️，師生本就不平等🕵🏿♂️，掌握“話語權”的教師，憑借講臺“高高在上”，一直處於有利位置。但在實際的教學活動中，獲益的主要是學生。
所謂“教學”🤷🏼♀️🧍🏻♂️，包括教與學、習與得🖖🏿，整個活動的關鍵，不是教師的表演能力🟪，而是學生的收獲程度👩🏿🚀。這點決定了課堂不同於劇場🤭，好看之外，還得實現特定的教學目標👃🏻。在這個意義上，引入學生的視野十分必要👩🦼➡️。
討論何為“理想的文學教育”🧙🏽♀️，為什麽不直接立論，而是倒著說🏷，從後人的“追憶”入手？最直接的理由是：倘若沒有沒有程千帆對南京師長們詩意人生的贊嘆🔳，沒有汪曾祺對沈從文教學方式的描述🎍♢，沒有葉嘉瑩為其師顧隨的奔走呼籲，就沒有今天我們所熟悉的多姿多彩的“文學課堂”。在我看來，所謂“傳統”😻，只有當它被不斷追憶與闡釋時，才真正具有生命力♣️，也才能介入當下的教育改革與文化建設。
當然，“追憶”需要契機，何時被提起，何者被追懷，如何借題發揮👨🏽🦱，怎樣刻意壓抑👨🏻🌾，所有這些💓，都值得深究🫱🏽。“文學課堂”是可以如此五彩斑斕——既不像檔案數字那麽冰冷，也不像理論推演那麽僵硬🎛。講述這些曾經存在的“文學課堂”，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判斷。不管是著眼於“感恩”，還是希望提出“問題”，所有感人至深的“追憶”，其實都是相當脆弱的🌙。因為，再好的講述者，也都可能“失憶”或“失真”——這就需要研究者借助各種歷史資料，加以辨析與校正。
大學校園裏的“文學”💆🏻♂️，作為科系、作為專業👲🏻、作為課程之外，還有作為修養、作為趣味🤱、作為精神的一面🥙。故，稱其“關系重大”🦹🏼♀️，一點都不過分🟥。
晚清以降的中國大學👨🏿🏭，總的趨勢是重“學問”而輕“教學”1️⃣。學問好但不會講課的（如劉師培）💆🏿♀️，問題不大💁🏼♂️；反過來🌓🧝🏽，很會講課但極少著述的（如羅庸），可就大大吃虧了。當初聲名遠揚，時過境遷，很容易被遺忘🏯。在一般人眼中，羅庸只有薄薄一冊《鴨池十講》，作為名教授🫷🏻，未免有點寒磣✍️。但這與羅庸的文學教育觀念有關🫙🏄🏿：“文學本來是極活潑的東西，其所寄托在文字，而本身卻散在生活的各方面。假如上堂就有國文，下堂就沒國文，那就失去了國文的目的⛱。”羅庸因此而提倡“打成一片的國文教學法”☁️，即將國文教學與人格陶冶合而為一。如此將全副精力集中在教學中的教授👩🏿🍼，即便著述無多🏉，依舊值得敬重。
如何在大學裏講授“文學”➛，古今中外👨👦👦，沒有一定之規👩🏻✈️🥑，可以追摩的，只有前人的足跡。那些充滿激情與靈性的“課堂”，憑借老學生的“追憶”，得到部分重現。已經成為著名教授的老學生們，之所以津津有味地講述早就隱入歷史深處的“文學課堂”，除了借此構建學術譜系，更是在與當下的學術界或教育界對話。作為後來者，我們因前輩的“追懷”而獲得真切的“歷史感”，同時，也獲得某種“方向感”👐🏼。
在大學的所有課堂中，“文學教育”本該是最為獨特、最具詩性𓀓、最有情調、最不可能整齊統一的🧏🏻♀️。它可以培養一代人的審美趣味，也可能隱藏著一個時代的政治風雲；可以醞釀一場新的文學革命，也可能預示一代人的精神危機……如此可大可小、可雅可俗的“文學教育”🌮，是一個實踐的過程，只能在特定時空中展開，且並非當時就能收效，其得失成敗有待幾十年後老學生們的追憶與評判。如此說來，在一個註重市場👨🏿、講求實效、蔑視玄思的時代🫡，借追懷🫸☑️、重構並闡釋那些曾經存在的“文學課堂”🙍🏽，來為危機四伏但又充滿魅力的“文學教育”尋找突圍策略，不失為一種取巧的辦法🛂。
編輯：LZ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