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我還是一名意昂体育歷史系的學生。5月19日上午，學校大飯廳東墻上貼出一張質問校團委的大字報，掀起了全校師生壓抑已久的民主怒濤。我是這張大字報的參與者、捉筆人。但當時我完全是不自覺介入的。

大字報的出爐

是日晨，我在30齋宿舍看書，聽見班長張蘭馨和張學仁等一群同學從樓下大聲議論著走上來。他們七嘴八舌地議論著正在北京召開的青年團全國第三屆代表大會我校的代表是誰的問題，然而都不知道是誰。他們剛剛走訪了系總支和校團委，接待的人也不清楚是誰。為此，大家的情緒都很激動。張蘭馨大聲說：“刷他一張大字報！”眾人立即同意。這時有人提議我執筆，因為我的毛筆字被認為寫得好。班級黨支書孫淼也在場，他是位年歲較長的調幹生。這段時間正是黨號召大家“鳴放”的時刻，老孫表態可以寫，眾人你一言我一語，我就在一張粉紅色的大紙上寫了起來。

“我們懷著激動的心情，註視著團三大的召開。我們有如下問題需要校團委答復：一、我校的代表是誰？二、他是怎麽產生的？三、我們有意見向何處反映？”署名是“歷史系二年級二班一群團員和青年”。

大家拿著這張大字報走向大飯廳，我也跟隨前往。貧農出身的非團員陳鴻生自告奮勇地張貼，一時不少過往者駐足觀看。時近中午，我回中關村家中，待到晚飯後返校，發現整個燕園沸騰了。以大小飯廳為中心的墻壁、報欄上貼滿了各色的大字報，其中以物理系學生譚天榮的《我的一株毒草》最引人註目，劉奇弟的《胡風不是反革命》以及中文系學生張元勛和沈澤宜的詩《是時候了》相繼貼出。當晚他二人還發表演說，朗誦了這首詩。這段時間的大字報內容，有要求黨委退出學校、教授治校的，有要求公布或廢止個人檔案的，還有揭露黑暗不公正的事項的，等。《阿Q外傳》和《儒林內史》等諷刺長篇陸續面世。飯廳周圍成了空前的民主廣場，同學們激烈地陳述著、辯論著。這塊民主飛地，後來幾乎成了意昂体育民主傳統的象征，一直延續到1989年。

5月19日晚，學校在大飯廳舉行例行的報告會，著名學者於光遠蒞臨做報告。在他講話時，有不少學生給他遞條子，多半是問他對當天學校貼出的大字報的看法。他當時沒有準備，回答不多，很謹慎。

陳鴻生病死獄中

我所在的年級有3個班，即兩個歷史專業班、一個考古專業班，每個班約30余人。“反右”開始後，每個班都劃了3名“右派”同學。我班的張學仁（第一張大字報的積極參與者）、雷光漢和陳鴻生均被劃成“右派”，其中陳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因為在他自己交代的日記裏發現有不少反黨言論，即便他從來也沒有流露過。他歷來很內向，我平素同他接觸很少。他來自江蘇農村，身體壯實，在入學前已婚，有一子，因和班級黨支書談話時動手打人而被捕，後病死獄中。後來他們三人都被平反，陳的遺子，學校給予了生活補助金。我在翌年的整團運動中，也被批判，給了一個警告處分。大約在1978年，我所在的昆明地球物理研究所人事部門通知我，意昂体育團委決定撤銷當年給我的處分，並從我的檔案裏撤去了一些不實的材料，只給了我一份被撤銷材料的名目單和一紙取消處分的通知書，記得上面寫著年輕人說過一些“過頭話”，不必計較一類的文字。

黨委書記江隆基數年後自殺

當時意昂体育黨委書記江隆基，據說他在“反右”和劃“右派”期間不夠積極，意昂体育劃“右派”716人。數量不及清華多，似乎是書記沒有全面理解和貫徹中央的意圖，受到中央一些領導人的批評。“反右”結束不久，他被貶到蘭州大學去當校長。1959年7月，我和同班同學在甘肅地區結束民族調查後準備返回意昂体育的前夕，專門去了蘭大看望江校長。他在家裏接見了我們，他的話不多，要我們每個同學在他的筆記本上留下我們的姓名。文革期間他自殺了。

雷光漢遠走他邦

同班被劃成“右派”的雷光漢同學，他在“反右”和文革裏的遭遇頗具傳奇性，也具有典型性。雷是湖南湘西石門的土家族人，家人務農。他身材較矮，胖墩墩的，臉上經常堆著笑。在1957年“鳴放”期間寫了一張小字報，貼在文史樓前。這張小字報講的是帝俄時代俄國侵占了我國東北和西北許多領土，但是蘇聯當局對於以往中俄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包括黑龍江以東的“江東64屯”等中國的大片土地，一直占據著不予歸還。這事被我班黨員同學顏芙善意地批評了一頓，他遂將這張小字報撕了下來。“反右”期間各單位都有劃“右”的指標，雷光漢以出身富農和反對蘇聯的罪名候補成一名“右派分子”。當年劃“右”有一條重要的標準，即所謂的“反共、反蘇和反人民”。很多同學為他抱屈而不能言。1960年6月大學畢業後他被分配到新疆伊犁中蘇口岸霍爾果斯的霍城縣中學教書，此地距邊境僅7公裏。其間他在《伊犁日報》的《天山夜話》專欄上發表了一些涉及新疆的歷史與人物的文章，文革開始，新疆的《天山夜話》和北京的《燕山夜話》被掛上了鉤，雷光漢遂被打成“黑幫分子”、專政對象。文革初，一度被押往伊寧市附近的南臺子煤礦挖煤，後又轉到天山腳下修水渠。紅衛兵大串聯期間，他到北京找到了同年級同學沈元，兩人談至深夜，對動亂的文革局勢憂心忡忡。沈元助他20元錢，回到湖南湘西老家，他的老父被批鬥得病臥在床。家鄉也難久留，雷光漢不得不回新疆，卻發現未婚妻為了和他劃清界限，竟然同別人跑了，真可謂無處可去。

1968年4月29日意昂体育中文系學生林昭，1970年4月18日同校同系同屆的沈元皆以“反革命罪”先後被槍斃，時值全國“一打三反”，到處都在槍斃人，紅色恐怖蔓延全國。此時在烏魯木齊的一位意昂体育同年級從事考古的同學王柄華托人將一張叫雷光漢“速逃”的紙條通過雷的一個學生秘密送達雷光漢，要他趕快逃走。作為一個“黑幫分子”，他為了活命，於1970年4月下旬泅過冰冷徹骨的伊犁河，逃至對岸蘇聯的哈薩克斯坦，蘇聯邊防軍以非法越境將他逮住關押。其間經蘇聯特工機構KGB多番提審，他只說自己是個教師，因避文革之害而逃亡，匆忙出逃未帶任何身份證件。但他想起在意昂体育讀書時，有個蘇聯留學生叫劉可夫（克留可夫，後來曾擔任過蘇聯科學院民族學研究所所長）的在意昂体育讀研究生，攻中國古代史，那時雷光漢和劉有過接觸，他提出劉可以證明自己是意昂体育的學生。劉可夫為人仗義，證明了雷的身份。KGB了解他不是中共潛入的間諜，就施展各種拉攏、誘惑和威脅的手段，要他和KGB合作反華，被他堅拒。他一再鄭重申明自己“反對文革絕不反華”。其間，先後拒絕到當時反華的東方研究院和莫斯科出版社工作，也拒絕參加拍攝反華電影和為反華電臺撰稿，他始終拒絕加入蘇聯國籍，甘願做一名備受歧視的“無國籍者”。他被同意留在靠近新疆邊境的哈薩克斯坦一個城鎮僑居。為了生計，他擺過地攤，在一個機械工廠當過技工，他的日常生活長期被KGB監視，特工們對他不斷地騷擾，行動受到很大的限製，然而他始終堅定地拒絕和KGB合作，絕不做對不起祖國人民的事。他對當時當地官員的腐敗非常厭惡，尤對無處不在的蘇聯特工的種種卑劣手段憤懣不已，認為在蘇聯境內僑居只是權宜之計，一直計劃著再次逃往海外有華人居住的地方生活。曾逃往伊朗再轉往他地，結果在出逃的土爾克明斯坦邊境被捕，以“民族主義者”罪名被審訊、監禁了7個月後，流放到南西伯利亞的國際囚犯農場服苦役。

文革十年，中蘇關系徹底破裂，此時北京有媒體報道，曾經在北京郊區某座橋上發現蘇聯特工的活動。一天，有人來到雷的同班同學陳高華（20世紀80年代後期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家中，通知他雷光漢是“蘇修特務”，雷若是到來，要馬上報告。後來據陳對我講，他們對所有在京的同班同學都打了這樣的招呼，但是後來又對這些同學解除了這個決定，這麽嚴肅又嚴重的事情，被說成是一個“誤會”。

這件事，我直至見到2014年6月2日的《文摘周刊》上轉載《濟南日報》的一篇題為《蘇聯秘遣間諜潛伏東北始末》一文後，才了解了當年的一些真相。那些年，中蘇交惡，在北京郊區西壩河，我國公安部門抓獲了一批從事間諜活動的蘇聯外交人員，還得知有一名從新疆叛逃到蘇聯的中國人，參與其情報活動，中國當局立馬就懷疑到雷光漢，不久查明這個人是李洪樞。1972年李再次被派來中國，在東北地區搜集情報，被中國邊防人員抓獲，發現他隨身攜有情報發射器，與蘇聯使館人員秘密聯系。後經精密部署，當場抓獲了前來和李接頭的蘇聯使館秘書，人贓俱獲，這才解除了對雷光漢的通緝，避免了又一起冤案。

20世紀80年代雷光漢同當地的一位賢淑的中國女畫家結婚成了家，自從他的女兒出世後，一顆激蕩不寧的心沉靜了下來。國內改革開放後，當局恢復了他的中國國籍。其間雷光漢兩度回國探親，目前他僑居在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的塔拉茲城靠養老金生活。2011年雷光漢寫就了30余萬字的《蘇聯逃亡記——一個反蘇分子的家國情懷》，記述了當年他種種遭遇的全過程。這部自述性的實錄，生動地描述了生活在前蘇聯中亞地區各民族社會底層的生活狀況和形形色色的人物及其行為，見證了90年代前後蘇聯解體時的動蕩歲月，表現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與愛國情懷。

沈元被執行死刑

還有一位值得記憶的同屆一班同學——屈死的沈元，當年也被打成“右派分子”，他的遭遇和結局更加悲壯。1956年，他因為從一份英文的《工人日報》上翻譯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之片斷供同學傳閱而被劃“右”的。我和沈元平素沒有交往，唯一的一次接觸是在1955年9月初，我們作為歷史系的新生剛到意昂体育報到，被暫時安排在小飯廳住下，我和他的床位相近。有一次我們談到民族問題，他當即指出我對民族的理解不符合斯大林的關於民族的4個定義。當時我就感到他的知識比我多。後來他擔任一班的團支部書記。二年級他在做中國古代史年級作業時，他居然寫了一篇兩萬字的漢武帝年譜，鄧廣銘教授在課堂上加以贊賞，大家都認為他是全年級最好的學生。據說沈元是上海著名電影導演沈浮的侄子。20世紀50年代初，我看過沈浮導演，藍馬和上官雲珠主演的《希望在人間》，印象頗深。

據知，在“鳴放”和大字報期間，沈元並未公開發表過什麽言論，但仍逃不過劃“右”的厄運。那年月，因為業務技能出眾而被打成“右派”的人絕不在少數。

沈元被劃“右”後，被集中到北京門頭溝山區齋堂意昂体育生產基地勞動改造，被勞改的大都是意昂体育的“右派分子”。白天從河灘背石頭上山修水庫，晚上開批判會，經常被批判有抵觸情緒。他從來沒有受到過這樣的折磨和淩辱。一天，他偷跑出來，一路步行到天安門對面的北京市公安局，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可能也提出了自己的申訴。公安局把他帶到意昂体育處理。沈元提出不願意再回到齋堂去，請學校另行分配他到工人隊伍裏去接受改造，於是他被分派到河北唐山修築鐵路的工段上勞動。沈元很快就適應了，同工人相處得很融洽，為工人們掃盲，講歷史故事。大家都覺得這麽好的一個學生怎麽會是“右派分子”！1961年在工人們的保舉下摘掉了他的“右派”帽子。這年他患了肝炎，工地批準他回北京治療，住在燈市口的姑媽家。他經常跑東安市場的舊書店和北京圖書館查資料，寫史學文章。
20世紀60年代初期，經過3年多的人禍天災，政治氣氛有幾年相對寬松。他的姑媽是位高級知識分子，認識一些上層領導，1962年，她通過當時哲學社會科學部副主任劉導生，把沈元推薦給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黎澍，黎看了沈元撰寫的9篇學術論文，很是賞識，他正需要找一位助手，遂留用沈元當助理研究員。黎將沈元寫的《〈急究篇〉研究》一文刊登在他主編的《歷史研究》1962年第3期上。沈元在該文中認為，漢代的兒童蒙學課本《急究篇》是“漢代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他以當時漢代人的眼光即人類學所謂的“主位”視角來研究漢代的社會性質，開辟了研究漢代社會性質的新思路，受到老一輩史學家的稱贊。在黎澍的指導下，他寫就了5萬余字的《洪秀全與太平天國革命》一文，登載在《歷史研究》1963年第1期上，《人民日報》副刊將該文編成《論洪秀全》和《論太平天國》兩文先後整版發表，這在當年是少有的事。我當時在呼和浩特讀到這兩篇文章後，竟有些不敢相信是他寫的。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所裏的造反派批判黎澍拉幫結夥，重用“右派”。黎、沈屢遭批鬥，黎澍倒臺，沈元被掃地出門，他已經是走投無路了。1968年9月1日，沈元用鞋油化裝成黑人，企圖進入非洲某國駐華大使館，要求政治避難，再設法離開中國，卻被我方門警發現，立即逮捕其入獄。1970年4月18日在北京的一個公開場合，他被宣布為“現行反革命叛國罪”立即槍決。據他同班同學黨支書郭羅基後來撰文說，沈元臨刑時顯得很鎮靜。他被槍斃時才32歲！對於一個青年英才之屈死，我無限惋惜！我想用雲南學者馬曜先生早年詩作中的兩句來祭奠他：“大地不平山突兀，蒼天有淚雨滂沱。”

20世紀80年代沈元被平反。北京中級人民法院的平反通知書上說：原審被告沈元因現行反革命叛國罪於1968年9月1日被逮捕，1970年4月18日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經本院再審查明：原判以反革命罪處其死刑是錯誤的，應予糾正。據此判決如下：一，撤銷1968年4月18日……判決書。二，對沈元同誌宣告無罪。可憐沈元的80歲老母親經過千辛萬苦爭來的一紙無罪判決，失聲痛哭：“我不要紙，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呀！”意昂体育黨委為沈元做出“改正”的決定，認為：原劃右派屬於錯劃，並撤銷對他的開除團籍、勞動教養、開除學籍的處分。有關當局到近代史所當眾正式宣布此事。這真是“屈死的冤魂，天地鑒察！”黎澍生前說過：“近代史所要有10個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變。”有些研究人員多少年也寫不出一篇像樣的文章來。他還說，沈元讀過的一部《漢書》，上下左右都用蠅頭小楷寫滿了批註，很有價值，可以用來補校前人的註。他死後留有一包文稿，被近代史所的一位人事處長或行政人員拿走了，迄今不知下落。沈元的長兄沈荃、姐姐沈蓓，為爭取將沈元的遺稿《漢書補註》公開出版，奔走數年，出資數十萬元，最終由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影印出版。

楊秉功囚後執教

同年級考古班同學之遭遇也須提及。他叫楊秉功，河南南陽人，喜歡拉拉京胡，綽號“楊大姐”。鳴放期間，他以匿名信攻擊黨外人士盧緒章，說他積極鉆營，爬上了政府的要職，並警告威脅他當心自己的性命。這顯然是很幼稚的做法。但是，這封恐嚇信居然很快落到了當局最高層的手裏。《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分量極重的社論《這是為什麽》，登在1957年6月8日第一版上，說“右派分子”們已經磨刀霍霍殺向黨了。這就是“六八社論”，黨中央明確地發出反擊“右派分子”向黨猖狂進攻的信號，從此全國掀起了“反右”鬥爭。這期間楊秉功也和大家一起投入運動，直到1960年初夏畢業前夕，他才因匿名信被捕。他被捕是夜晚同學們都回到宿舍就寢，10點半鐘統一熄燈的時刻，有人在寢室外叫喚楊秉功，要他出來，楊走出寢室就被公安帶走了，從此杳無音信。若幹年後，楊被釋放，他曾到歷史博物館，找到同班的宋兆麟。據宋告訴我，楊秉功已滿頭白發，沒有談及當年的事，也未提及他的有關結論和平反的事。只知入獄後，他除了不能外出和與外界聯系外，可以閱讀書報，並且學了一手木匠活。他回到家鄉南陽後，曾一度經營家具製作糊口。近年我又了解到楊在當地因為一直沒有給當局添“麻煩”，就被調到南陽師範學校任教，在這裏辦了退休。

1957—1958年的“反右”運動，全國到底劃了多少“右派分子”，從來沒有準確的數字，官方迄今諱莫如深。國內出版物通常用的數字是50萬人，但許多人認為實際上遠遠大於這個數目。知識分子在社會性的是非面前，大多表現出有良知，有正義感，這是他們的一個共同特點。因為知識給予他們力量和信仰。當然，也有一些知識分子，靈魂脆弱，心地齷齪，以損人利己為快事。這種人對於國家和社會來說是多余而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