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陳衡哲(1890—1976)筆名莎菲，原籍湖南衡山，生於江蘇武進。我國新文學運動中最早的女學者、作家、詩人和散文家。1911年到上海，進愛國女校。1914 年考入清華學校留學生班，成為清華選送公費留美的第一批女大學生之一。留美期間，先在紐約瓦沙女子大學攻讀西洋史，兼修西洋文學，1918年獲文學學士學位。後進入芝加哥大學繼續深造，1920年獲碩士學位，同年應意昂体育校長蔡元培之邀回國，先後在意昂体育平台、四川大學、東南大學任教授。抗戰期間一度居香港和南方各省。新中國成立後，曾任上海市政協委員。曾四次代表太平洋關系學會中國理事會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並主編《中國文化論叢》。作品有短篇小說集《小雨點》、《衡哲散文集》(上、下卷)、《文藝復興史》、《西洋史》(上、下冊)，以及英文著作《一個中國女人的自傳》等。
1916年11月17日，胡適的朋友任鴻雋把兩首五言詩抄寄胡適，讓他猜出自何人手筆。
《月》：“初月曳輕雲，笑隱寒林裏；不知好容光， 已映清溪水。”
《風》：“夜間聞敲窗，起視月如水；萬葉正亂飛， 鳴飆落松子。”
胡適答道：“兩詩皆絕妙，深得摩詰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之況味……以適之邏輯度之，此新詩人其陳女士乎!”這位“陳女士”就是後來任鴻雋的夫人、胡適的知己，中國現代第一位女作家、意昂体育第一位女教授，一位傑出的女性——陳衡哲。
開文壇新風的一代才女
陳衡哲生長於一個傳統的書香門第，從小受到文學藝術的熏陶。而在家裏，對陳衡哲影響最大的是她的舅舅莊思緘。從見多識廣的舅舅那裏，陳衡哲了解到了西洋的科學和文明、西方女子的獨立精神。這激勵了陳衡哲日後反抗包辦婚姻而毅然離開家庭，寄居於姑母家中。天資聰穎的她於1914年考取清華學校，是該校第一屆十名女生之一。第二年即留學美國，在紐約瓦沙女子大學攻讀西洋歷史，副修西洋文學。後又進芝加哥大學讀研究生，獲得英文文學碩士學位。她學習刻苦，成績優秀，寫文作詩，才華橫溢，很快以中國才女著稱。前面摘錄的兩首詩便作於此時。蔡元培任意昂体育校長後，電聘陳衡哲回國任教。她應邀歸國，在意昂体育開西洋史和英文課，是意昂体育第一位女教授，也是中國第一位女教授。
陳衡哲最傑出的成就和貢獻在於文學方面，她的創作在文學史上有其地位。她是中國新文學發展史上最早的作家之一、最早創作白話小說的女作家。她還是第一個在異域背景上反映異域人民生活的作家，是新文學的第一位女詩人，中國創作童話的第一人，也是一位優秀的散文作家。1917年，也就是著名的《狂人日記》發表的前一年，她就已經以“莎菲”的筆名在《留美學生季報》第四卷第二期發表了初具小說雛形的白話作品《一日》。她最早的白話詩歌作品《人家說我發了癡》， 見於1918年9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三號。她的第一篇知識童話《小雨點》，刊於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一號，是中國現代最早的童話小說，比葉聖陶的童話處女作《小白船》早了一年半。陳衡哲在其作品中，抒發了五四時期新女性對自由人生的渴望和追求，對女性生命意義、生存價值的思考和探索。司馬長風在其《中國新文學史? 中卷》中這樣寫道：當文學革命蓬勃興起的時候，首先響應拿起筆寫小說的作家最先是魯迅，第二個就是陳衡哲。她其實可以說是新文學運動第一個女作家，對於中國新文學的開創是有貢獻的。那個時候力倡白話文的胡適後來感慨地說：“她是我的一最早的同誌。”（《小雨點? 胡序》）
陳衡哲於1920年夏歸國，作為這時期文壇上不多見的女作家，她的作品既帶有五四早期一代新人摧毀封建樊籬，向一切陳腐宣戰，迎接嶄新生命的歡欣和氣勢，又有女作家特有的細膩和雋永。她的小說，體現了中國現代小說初期創作的面貌和特色。1918年至1920年間，陳衡哲相繼在《新青年》上發表了短篇小說《老夫妻》、《小雨點》、《波兒》。1922年至1926年，陳衡哲相繼創作了《巫峽裏的一個女子》、《絡綺思的問題》、《運河與揚子江》、《一支扣針的故事》等小說。繼《一日》之後，陳衡哲便迅速將小說題材範圍由身邊的校園生活擴展到廣闊的社會，用小說去關心現實的人生，揭示社會真相，表現“人類情感的共同與至誠”。《小雨點》集中的作品，大多將“至誠”的情感潛藏於作品的人物與情節的敘述描寫中。童話的輕靈與寓言的啟示性以疏離現實具體問題的方式抵達了對人生的超越性思考， 從而形成了五四時期一種獨特的文學樣式，它們無疑為拓展五四小說的題材領域作出了貢獻。《小雨點》集中的作品形式靈活多樣，它們既體現了“五四”小說創作區別於傳統小說的基本方法， 也顯示出作者對現代小說的大膽追求和實踐。
陳衡哲的“問題小說”在思考社會人生、婦女家庭問題時，極少同時期女作家的自敘傳色彩，取材更為廣泛，也具有較強的理性思辨色彩。就像阿英說的，“她的取材也不像一般女性作家的狹小，她是跳出了自己的周圈在從事創作。”（《現代中國女作家》）作為覺悟的知識女性，陳衡哲曾對婦女的一系列問題作過認真思考和探討。刊於1924年10月號《小說月報》上的《絡綺思的問題》，顯示出陳衡哲小說創作在思想深度和境界上的長足進步。在這篇小說裏，作者已不滿足於僅僅提出具體的社會問題，而進一步將哲理性的內涵融入在小說中，從而體現對人生的深入思考和理性的把握。陳衡哲通過女主人公的故事，對現代知識女性愛情與事業的矛盾這一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從哲學的高度給予審視和概括，並作出了藝術化的反映。而與此同時，作者還通過絡綺思對賢母型的女性馬德夫人表示了敬重與贊美。顯然，作者在肯定擁有事業上的奮鬥和成功的絡綺思的同時，並未排斥賢母型的女性。作品中實際上蘊含著這樣一種看法：女性的思想和性情、能力因人而異，她們可以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但不管是走向社會追求事業，還是留守家庭專心母職，只要是有益於人類和社會， 能體現出女性自身的獨立價值，就是值得敬重和贊美的。
陳衡哲曾經說：“我既不是文學家，更不是什麽小說家，我的小說不過是一種內心沖動的產品。他們既沒有師承，也沒有派別，他們是不中文學家的規矩繩墨的。他們存在的唯一理由，是真誠，是人類感情的共同與至誠。”（《小雨點? 自序》）陳衡哲的小說，既表現了鮮明的現實主義傾向，又運用了浪漫主義、象征主義等不同的藝術表現方法，體現出開闊的藝術視野和寬容的藝術態度。在明確的“為人生”的藝術態度支配下，歷史學家的冷靜和理智，又促使陳衡哲在作品中大多冷靜而客觀地描寫社會，反映人生。在藝術形式方面，陳衡哲的小說同樣表現出了活躍的創新精神和積極探索的勇氣。她的小說並不著意敘述事件過程、塑造人物形象、刻畫人物性格，而是將小說重心落在人物情感的發掘上或對事件意味的感受上，造成抒情的效果。註重對情感的挖掘體驗，而不重視外部事件的把握是陳衡哲現實主義文學的重要特點，也顯示了五四小說註重寫人的藝術傾向。
視角獨具的史學家
雖然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陳衡哲享有的地位甚至比她在史學研究上的地位要高，而且對於她自己來說，更為喜歡和擅長的也是文學，但陳衡哲的本行還是史學。盡管她從事史學教學與研究的時間並不長，著述也不多，但價值不容忽視。蔡元培校長聘請她為歷史系教授之後，她講的中國古、近代史有聲有色，講出了民族精神，激起了學生們的愛國熱情，深受學生們的歡迎。“我是最反對註入式教育的一個人。在史學界中，這個方法尤為無益有害。所以我曾特別註意學生的自己搜求材料，作為輔助或是證明我的演講之用。但這個努力的結果，不過使我感到中文參考書籍的缺乏。於是我便決意辭去教職，專門編書。我的入手的方法，是先用獨力編一部《西洋史大綱》，作為基礎；然後再藉教書及自己研究的機會，去續編以下的幾種書——有的獨力可成，有的非合作不行——《西洋文明史》，《西洋近代史》，《歐亞交通史》，及《白種人勢力擴張史》。”（《西洋史? 原序》）
《西洋史書影》
陳衡哲著史具有明確的目的性：“我們所要研究的不是某某皇帝的家譜，也不是武人政客的行述，乃是我們人類何以能從一個吃生肉的兩足動物，變成一個代表現代文明的人。因為我們要研究這個人， 所以不能不研究他的思想行為，和與他有關系的重要事物；所以不能不研究政治， 工業，農業，文學，美術，科學，哲學， 以及凡曾幫助他或阻止他向前走的種種勢力。我們不但要研究這些勢力，並且還要了解他們的原因和效果。這便是我們研究歷史的目的。 現在我們研究的範圍，雖然只以西洋各國為限，但無論哪一部分人類的歷史，都具有普通和特別的兩個性質。特別的性質，是某種人、某國人所專有的；普通的性質，是人類所共有的。所以我們研究了人類一部分的歷史，不但可以了解那一部分的人類，並且可以了解自己的一部分。”（《西洋史? 導言》）
陳衡哲是民國時期出版的全部歷史教科書中，唯一的一個從女性的角度、女性的立場去論述歷史進程的人。這種歷史教科書在材料取舍和分析論證上的“女性”視角，反映了陳衡哲史學研究中獨特的價值導向和歷史解釋。這種價值導向表現在，主張關註女性的歷史，關註女性在歷史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基於此主張全面地重新解釋歷史。雖然陳衡哲視文藝復興造就的一批女學者為近代女子解放的先驅，就工業革命對於婦女問題的積極影響也表現出了過於樂觀的態度，但她分析問題的視角卻是相當獨特的。她在教科書裏這樣寫道： “人們常有把女子參政運動視為女子運動的唯一事業者，這是一個大錯誤。女子參政固是婦女運動的一件事，但它絕不足代表婦女運動的全部。這個理由很是簡單的，因為，第一，政治上的活動，不過是人生活動的一部分，他不但不能代表人生的一切活動，並且不是人生活動的中心點。其二，參政權的爭得……仍不過是一件比較膚淺的事。婦女們如欲與男子們爭到真正的平等，根本上尚以自己的智識的解放、能力的修養，及人格的提高為最重要……所以熱心婦女運動者的最大責任，即是去幫助我們的青年姊妹們，使她們能發揮她們各人的天才於最適當的道途，至於參政運動卻不過是這些道途中之一罷了。”（《西洋史》，第301頁）另外就是貫穿始終的反戰思想。她看到文藝復興時期羅馬文化的復活孕育出近代歐洲文化，“由此可知，武力的勝利在一時，文化的勝利在永久”（《西洋史》， 第57頁）。全書最後一章結論部分預測“新帝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競爭是戰爭與和平的競爭，其結果將關系到現代文化的生死。
陳衡哲認為歷史應當不哭不笑，而是理解和同情。歷史的範圍很廣，但是不能把所有人類在空間裏和時間裏的一切思想事業都當作歷史看待，歷史學家要從中整理出一個歷史，整理的方法是根據於歷史觀念。作為歷史學家，陳衡哲的治史態度是嚴謹和認真的。她十分註重史實的真確性、客觀性以及歷史學家應有的批判精神，強調研究歷史必須以公平的眼光和敏銳的觀察，去尋求歷史上的真實事跡。她又很重視歷史的借鑒價值。作為一名早期在歐美接受過現代史學正規訓練的留學生，在西洋史研究方面有著專業造詣的學者，陳衡哲在中國的西方史學和世界史研究中起了一定作用。
爭女子解放的賢妻良母
1919年5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曾發表陳衡哲的一首詩——《鳥》，詩中這樣寫道：
我若出了牢籠,
不管他天西地東,
也不管他惡雨狂風,
我定要飛他一個海闊天空!
直飛到精疲力竭,水盡山窮,
我便請那狂風,
把我的羽毛肌骨,
一絲絲的都吹散在自由的空氣中！
從中我們不難讀出陳衡哲對個性解放和自由追求的強烈渴望。中國的封建製度延續數千年， 女子所受的壓迫尤為深重，五四運動帶來的婦女解放運動的廣度和深度都遠超前代，陳衡哲就是這一代新女性的傑出代表。但長期以來女性在政治、文化、教育以及社會生活等許多領域上還處於極其卑微的地位，當時的知識女性要想成就一番事業，完成對既定目標的追求，需要付出比男子多幾倍的努力和艱辛。
青年陳衡哲曾經抱獨身主義，她認為對於一個現代知識女性來說，事業可以成為她生命的中心。陳衡哲堅持獨身29歲才與對她始終不渝並不惜三萬裏赴美求婚的同學任鴻雋訂婚；1920年，陳衡哲應意昂体育校長蔡元培的邀請回國成為我國第一個大學女教授後，年三十歲方才完婚。她年輕時拒絕纏足、反抗包辦婚姻和力爭求學。她沒有傳統婦女婉約順從、多愁善感的性格，而有剛強不屈、堅持原則的個性。
“五四”期間，陳衡哲對中國當時存在的社會問題，尤其是婦女問題，寄予了強烈的關註， 並發表了許多有思想深度的文章，引起了廣泛的註意和討論，比如《復古與獨裁勢力下婦女的立場》、《婦女問題的根本談》等文章，從不同方面談及婦女與政治、社會、家庭、子女教育的問題。陳衡哲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是才智與情感全面發展的現代女性，她的婦女觀是建立在現代民主主義思想上的婦女觀。陳衡哲既把女性看作是與男性同等的人，又能肯定女性不同於男性的生理、心理特質，並把婦女解放定位在“平等的發展個性的機會”上。
陳衡哲和丈夫任鴻雋
“為了這個男女平等的個性，我們便不得不要求一個女子發展個性的平等機會，一個在教育上，環境上，以及職業上的平等機會。”“我並不是相信女權高於一切者，我也不相信智愚賢不肖的分類，是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性別作為標準的； 故我不願把男子看成婦女的敵人。”“並不是說,每一個女子都須受到與男子同樣的教育,或做同樣的事業。我們不要求這類數學式的平等。我們所要求的是一個與男子平等的發展個性的機會。”（《衡哲散文集? 復古與獨裁勢力下婦女的立場》）陳衡哲對於“賢妻良母” 的觀念有這樣的理解：家庭的事業是可敬的，雖然家務辛勞，犧牲很大，但做賢妻良母的人，都是無名英雄。她以為母職是一件神聖和特殊的事業，所以為人母、為人妻的，應當盡力去做一個賢妻良母， 並由自己做模範，以培養兒童的人格。女性在服務家庭的同時，也能發展個人事業。因為“凡是靠了體力及智力所做的有目的和有成績的工作， 都可稱為職業”，“賢妻良母的責任，不比任何職業為卑賤”。（《衡哲散文集? 婦女與職業》）她在散文《女子教育的根本問題》中對女子教育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她說女子教育是“幾千年來奴性的鏟除”，“是獨立人格的教育”，是“幫助她們能自己解放自己，從牢籠中跳出來，光明磊落、堂堂正正做人”。她認為“一個真正解放了的女子，必是受過相當教育，明了世界大勢，有充分的常識，獨立的能力，與自尊的人格的”。
陳衡哲不單在文章中指明中國婦女解放的必要和途徑，更以身作則。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後期，陳衡哲正當事業輝煌之際，她卻毅然辭去教職，為的是從社會生活中抽身出去, 做一位全職母親，專心教育三個孩子。據說，她當年作出這個決定，與胡適的女兒素斐不幸染病夭折有很大的關系，她突然醒悟到：“母親是文化的基礎，精微的母職是無人代替的……當家庭職業和社會職業不能得兼時，則寧舍社會而專心於家庭可也。”這話出自一位“五? 四”時期功成名就的女作家和女學者口中，與“推動搖籃的手即是推動世界的手”出自一代天驕拿破侖之口，同樣耐人尋味。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現代知識女性從陳衡哲那一代起就是盡力兼顧社會角色與賢妻良母的責任的。
堅貞不渝的愛國者
作為一個生長於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陳衡哲和同時代人一樣受到傳統文化的熏陶，經受離亂之苦，目睹外國的先進。她有著熾熱的愛國情懷和改造社會的願望。1923年，陳衡哲在寫給胡適的一封信中曾說：“我所能努力的，是借了文藝思想來盡我改造社會心理的一份責任。”正是抱著“改造社會心理”這一明確的功利目的，陳衡哲以其特有的目光關照社會、過濾人生，進行文藝創作。
在國難當頭之際，陳衡哲所關心的不光是一些具體而迫切的社會問題，而且在思考更深入、關乎民族長遠命運的大問題。1935年6月，她寫了《我們走的是哪一條路？》，認為應該走的是“內在的預備”，“即是在大難當前的時期中，每一個人都應該咬著牙齒，先把自己的身體培植得受得起磨折的程度。然後再把自己造成一個有用的專門人才，各在各的本分之內，把能力與知識弄得充充實實的，聽候國家的征求與使用。但最基本的預備卻是在人格的一方面。俗語說的，‘真金不怕火燒’；故一個有氣節的民族是不但不會畏懼外來的侵淩，並且還能利用它，使它的磨折成為一個身心交織的火洗禮，然後再從那灰燼之中，去淘出那愈燒愈堅的真金來”。
1935年，中央軍入川，此前四川一直為地方軍人控製的局面被打破，開始了地方中央化的過程。作為這一政策的一部分，陳衡哲的丈夫任鴻雋受命於1935年8月—1937年6月擔任國立四川大學校長。任先生夫婦正是為了建設未來的民族復興大後方才到僻遠的四川去工作的。入川後，陳衡哲在四川大學教授西洋史。她以為，當時四川的大症結“其實還在政治和社會意識的方面”，對此，她說，政治的改造並不在我們的權力之內， 暫且不說；社會意識的改造卻能說不是教育界的責任嗎？陳衡哲並不是只說或是只寫不做的。到成都後，時時有青年給她寫信求見，除了生病，她從不拒絕他們。
“九一八”事變後，陳衡哲多次撰文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和陰謀，闡述“多難興邦”的哲理。在當時政局動蕩不安之際，陳衡哲夫婦卻選擇留在國內，因為他們立誌為國家效力，舍不得離開這塊土地與同胞，認為國家正處於危機關頭，每個國民都應該犧牲奉獻，貢獻一己所能。“假若我們能把自己的種種享樂，放到一個角落裏去，把國家與人道，移置到我們生命的中心點來，我們便將立刻感到一種恬淡靜寂的味道，覺得身心自由，不為物馭了。”（《衡哲散文集?清華大學與國恥》）。
一代才女陳衡哲，她的創作在中國近現代文學史、史學史上都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她更是新時期女子解放的先驅。作為意昂体育歷史上的第一位女教授，陳衡哲是意昂体育為之驕傲的人物。
本文節選自《意昂体育的才女們?陳衡哲——中國第一位女教授》，意昂体育平台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