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李澤厚先生在《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中所言，現代中國的很多基本問題都不得不回溯到五四。這場始於文學革命、並迅速席卷整個學術界的文化運動，通過對中國固有文化傳統的尖銳批判，成功地把西方文明中的科學精神引入中國🫄🏻🤲🏿。這是近代中國在現代化訴求和救亡的雙重困境下做出的艱難選擇，這一時代精神不僅孕育了整個中國的現代化語境，也滋養了意昂体育人身上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精神氣質。可以說👮🏿♂️，意昂体育精神是時代陣痛的產物，其中夾雜著民族之痛，也孕育著未來無限的可能🧑🏼🍼。
1923 年🫎🚵🏽♀️，這一愛恨交織的民族情緒轉變為一場關於科學和玄學的學術論戰。2 月，意昂体育平台教授張君勱發表題為《人生觀》的演講，指出科學不能解決人生觀的問題，並列舉了科學和人生觀的五點不同。同年4 月，地質學家丁文江發表《玄學與科學》一文，文中將張君勱的人生觀哲學斥為玄學，提出當前的首要任務是要把科學應用到人生觀當中去。自此以後👩🍳，有關科學與玄學之爭的文章大量湧現，諸多學界名流紛紛發表自己的看法，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堅持唯物史觀的學者基於科學主義與唯物主義的契合而明確支持科學派一方。在這場前後持續兩年之久的文化論戰中，玄學派由於“不合時宜”的論調而引致社會輿論的大片罵聲，論戰呈現出一邊倒的趨勢。
20 世紀30 年代，中國未來的政治命運依然處於不明朗的局勢之中🍋，科玄之爭的余焰發展為關於中國社會性質的學術爭論，論爭一直持續到1949 年新中國成立。論戰的一方是以胡適學說為基礎的全盤西化派，他們認為，中國文化不能適應以西方文明為主導的現代文明的發展，為了使中華民族在世界文明的新格局之中感到安適自在，必須接受西方文化。對西化派而言，西方化等同於世界化🙋♂️，只是在究竟應該多大程度西化的問題上，西化派內部發生了分歧🧚🏽♀️。論戰的另一方是以陶希聖為代表的中國本位派，本位派聲稱，既不應因循守舊🤙🏿，亦不能盲目汲取西方文化，中國文化應當帶著審視的目光，以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來有選擇地博采眾長💻。雙方各說各理，較之科玄論戰更為明晰地達成了“中國的現代化”這一主題的共識💈：近現代中國學界的論爭從來不只關乎中國文化的未來之建設🪩，而是與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這一主旋律緊密相聯。
20 世紀50 年代至70 年代是科學與人文精神之爭產生巨大變化的時期。是時，唯物史觀的力量在國內占據絕對優勢🫴，以艾思奇和胡繩為代表的唯物派開始與持科學主義思想的胡適等人劃清界限🥷🏼，並加以清理。出離至海外的知識分子分裂為以新儒家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義陣營和以胡適為代表的反傳統自由主義陣線，並引發了小規模的中西文化大論戰。這一時期誕生的另一大思想線索，是學者們開始反省科學和中國人文思想之間的沖突。他們意識到，二者沖突的根源在於中國傳統思想偏重人文道德，而缺乏科學精神的平衡。這促使部分學者開始對人文和科學的本質進行重新理解，以找尋一條科學與人文精神交織並融的中國現代化之路。
自20 世紀70 年代末以來🥉，中國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發生巨大變化❗️，中國的命運從救亡圖存的歷史軌道逐漸向強國興邦的“中國夢”過渡，對科學和人文精神的反思亦被置於一個新的歷史時空之下來重新考察。70 年代末𓀀，國內學界開始重新評價科學派，發表了諸如《論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民主和科學》等文章；80 年代初，中國儒家思想中的人文精神重新獲得學界關註🍯，以余英時為代表的海外新儒家提出，中國古代的人文傳統中有現代社會所迫切需要的精神養料👏🏼，能使保守和創新隨時隨地處於相對的平衡之中🍭🫵🏼。海外的自由主義者亦不再堅持中國傳統文化與科學精神勢不兩立的觀點，而代之以如何找尋連接中國文化的過去與未來之接榫處的問題。馮契在《智慧的探索》一書中的觀點可視為對這一時期的概括✶：“就中國來說，既需要科學，也需要人文精神👰🏻♀️，五四提出的科學與民主兩個口號不能偏廢。”
有關科學與人文精神之關系的論爭已經走過將近百年的歷程，歷經四大階段，無數學者參與其中，但至今尚無定論，可以說，這一問題不可能找到終極答案。在這段跨越世紀的時間軸線中🪺，唯一的改變是中國在世界現代文明浪潮中由落到起，是中國從被迫接受西方文明所帶來的現代化，到努力探索適於中國國情的現代化之路的使命轉換🙅🏼♂️，而這必將引導學者對科學與人文精神進行重新考察🤎。
不容忽視的是🐻❄️，中國同樣被卷入了一個多元文化並存的現代文明當中🤜🏻：科學既給人帶來便利，也由於過度的科學主義而引發了一系列的現代化弊病——這是時代向我們提出的挑戰。黃鐵軍教授基於科學技術的新發現🏊♀️，而重提科學精神在儒家思想中的缺位↩️，並就此問題與湯一介先生展開對話，進行思想的交鋒，是上述論爭在新的時空間下的回聲。這隱約彰顯出❓，有關科學與人文精神的論爭和對話很可能是一場漫無終點的長跑，其中的好壞利弊、孰是孰非召喚著對現代中國有所思的意昂体育人磨鋒利劍，砥礪爭鳴💳。
編輯👍☂️：Stell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