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第十屆詩歌與人·國際詩歌獎獲得者西川的授獎詞
西川是當代中國詩人中的改造者和發明家。他的寫作宏大，沉潛，繁復，駁雜，混沌，瘋狂，奇崛。在其風格多樣的作品中，他搬來典籍📫、傳說、野史、正史、民謠➔、故事、口語，在構建與消解👨🏽🎨、分離與銜接🧙🏼♂️、介入與逃逸之間汲取精神的養分，從中轉化出來的情節🫛、性格、語言🧑🧑🧒、思想、境地和視野🫷🏿👩🚀，表現出了強烈的個人氣息🫄🏼，形成了他個人新的詩歌倫理。他在古與今🪞、遠與近、破與立、輕與重、雅與俗、經與緯、有限與無限，痛苦與無聊🙄、冷嘲與反諷、面具與真相、他人與自我🧘♂️、生長與死亡，沉默與歌唱裏煉就把握世界的精神，混合詩與非詩🔆，雄心勃勃地鑄造現代史鑒。早年☺️，西川的抒情詩歌澄明🤽🏿♀️、懇切，氣象動人👨🏿⚖️，但這些年來👰🏽♂️，他將自己置於危險境地，他的寫作傾向於散文化🈳、戲劇化、長句化👫🏼，這讓很多人無所適從，他也因此變成一個充滿爭議的詩人🫂。事實上👩🏽🍼，作為出色的翻譯家和多種文體的創作者👏，他具有非同尋常的創造活力👨🏼🎤👇🏽，他拒絕用一般性講述世界🏄♂️，他所有的才華和冒險都是在為漢語詩歌不斷發生衍變添加新的可能。
西川在第十屆詩歌與人·國際詩歌獎頒獎典禮上的受獎辭
謝謝由黃禮孩先生主編的民刊《詩歌與人》把這樣一個純粹的👩🌾、獨立的🤸🏼、富有高度、富有品味、富有抱負的獎項頒發給我👨🏽⚖️。
從1980年代初算起🆔，我寫作至今已有30余年⛈。在這30余年中😸，不論社會之風朝哪個方向吹，不論時代之潮朝哪個方向湧，我始終身處文學書寫的現場🤾，不間斷地參與和見證了當代中國文學👨🏿💻、藝術、文化🛍️、思想🤵，尤其是詩歌寫作的此起彼伏。今日回頭眺望，不禁心生絲絲感慨。
我曾用“大河拐大彎”的說法形容過我所身處的這樣一個歷史時段。面對經濟的發展💃🏼、資訊的包圍、社會矛盾的生成與凸顯、價值失範、知識群體的分裂等問題，我和我的同代人歷經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變化；與此同時，文化、文學的可能性也向我逐一打開。在廣闊的詩歌江湖、文化原野和思想的天空，我和我的同代人展開質疑、批判😑、辯論🩼、書寫和對於不確定性的確認🫸🏿。我從同伴們身上感受時代，從同伴們身上認識自己💇🏿♂️，並與同伴們一起——借用當代意大利學者阿甘本的說法——“凝視”時代🫘。
最初我是在單純的表達之欲驅遣下走上文學之路的👧🏼，正好趕上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青年詩歌寫作運動🙎🏻。我當時的文學夢想很簡單🎋，就是通過學習那些現代主義前輩，寫出象征主義🧎🏻♂️➡️、超現實主義🕵🏿♀️、意象主義意義上的好詩。但歷史和現實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狠狠地糾正了我。自那以後🌬，我不得不誠實地摸索🧑🍼，實驗，走彎路😽，誠實地失敗，誠實地困惑💇♀️，懷疑🏄🏿♂️，厭倦🎩，然後又誠實地投入工作。舊有的文學榜樣漸漸失效🤎，我有時會感到自己被自己的寫作變成了陌生人，或者，仿佛置身於既是生涯意義上的也是神秘意義上的無人之境。
丹麥哲學家克爾愷郭爾曾經向他的同代人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在上帝缺席的情況下如何做一個基督徒🧑🦽？”將這個問題置換到我本人的寫作語境中，就變成了🧛🏽：如果不以習見的“好詩”和“永恒”作為寫作標準，我的寫作該如何展開🎅？還有沒有意義？這樣的疑問偶爾會使我長久呆滯，稍微回過神來時🙍🏿♀️，白居易的說法“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便會化為一張笑臉浮現在我的面前。
曾聽到一些人感嘆當代文學寫作已經喪失了標準。這種感覺也許是對的🧚♀️，因為舊有文學標準的“喪失”過程可能正是新文學孕育的過程。我這樣的看法一定會遭到趣味高雅、富於形式感🫲🏻、自詡深入傳統、真理在握的朋友們的反對。一般說來👨🏼🏭，有標準的生活才讓人具有安全感，同樣，有標準的文學才讓人舒服。但文學，有時恰恰不是為了讓人舒服才被寫下來的👰🏽。如果閃開文學“標準”這一容易使我們陷入糾纏不清、老生常談的話題，我們就會發現，比所謂“標準”更折磨詩人、作家的——而且是歷代詩人、作家的——恐怕是文學的高度。
李白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韓愈說🏃♀️：“齊梁及陳隋，眾作等蟬噪😨。”我百分百理解他們面對前代詩人的工作時的不滿🏊🏻🫲🏽，甚至不屑。我百分百理解他們要寫出與其所處時代生活所蘊含的歷史能量相對稱的作品的願望🗣。我像他們的同代人一樣感受到他們對於開拓新的文學空間的需要。多年以來🙋🏻，我和我的同行們不得不嘗試新的寫作模式，期望帶動新的閱讀範式🫳、思考範式，建立新的寫作倫理🧑🏻🎤。——在多數情況下也許我們做得並不成功，但工作本身還算有趣🔍。有意義的寫作需要真正的創造力🥷🏼。我們正在體驗，從時代生活獲得語言，獲得文學形式和文學意識。
我已人到中年。一般情況是，一個人在越過了成長期之後🏌️，要麽獲得歷史意識👂🏼、思辨能力，要麽就走上成“仙兒”之路🏗。“仙兒”和“仙”不是一回事。李白是詩仙😢，不是“詩仙兒”。到目前為止我始終警惕著不要變成個“詩仙兒”，原因是我被多方因素所塑造：文化大革命🙌、1980年代的文化政治啟蒙、1989年的天翻地覆🎃、我呆過的幾所學校、北京這座我生長和遊蕩的城市、我的國內外旅行、我遇到的男人和女人🍧、傳到我耳邊的好消息和壞消息，等等。我被這一切所塑造。如今我又被“詩歌與人詩歌獎”所塑造。再次感謝。
